眼看吃遍了中药还是没效果，我决定再次吃克罗米芬。然而，不知道是不是吃的次数太多，我产生了抗药性，这回西药对我也不管用了。
在后来的半年多里，我还是在各种“名医”间反复颠簸，甚至到了听什么好就吃什么的地步，完全不考虑是否对身体有害。
后来，我出差到青岛、北京开会，便顺道去济南某医院尝试“夫精宫腔授精术”。在青岛开完会后我急匆匆找到大夫，但是她要求夫妇双方都到，要做一些检查和化验。我一脸的期盼，可她司空见惯似的，随便说了几句话就扔下我一人沮丧地站在那儿。我只好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出来，本来会议组已经买好了从青岛到北京的票，可现在从济南走，我只能站在走道上撑到天亮。下车后，我又脏又累又困，在车站的一个角落坐下休息，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。
北京一夜，刻骨难忘
走过这么多路程，却依然没有希望，我和丈夫只好把目标转向北京某医院，找当时中国尖端妇产科大夫张教授。那天我赶到医院时已是黄昏，一打听，张教授的号必须半夜排队，而且每天只挂5个号。我不能回住处，路太远，半夜再来根本做不到，只好待在医院的走廊过夜。到了晚上，灯光灰暗朦胧，映着空荡荡的走廊，更显得惨淡。走廊里没有人，我害怕极了，躲在一个拐角处，一动也不敢动，蚊子围着我成群飞舞，我又困、又怕、又痒，那一夜的情景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