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一个破灭了大学梦而又不忍再让下岗父母养活的女孩来说，外出打工是惟一的出路。

　　辗转到北京一家酒楼当服务员，已是我的第三个工作了。和女伴一起出来时，父母有言在先：不许进酒店包房当小姐，咱宁肯饿死也不做辱没家门的事，我牢记在心，先在浙江村一家服装厂当缝纫工，太苦人闷受不了，不久便离开了。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化妆品直销员，台风般的宣传横扫过去后，商情冷漠，我不得不再找工作。这时，有人介绍我去当酒楼服务员，为了生存，我只好忘掉父母那些老掉牙的叮咛。

　　这是1995年的8月，经过短暂的适应后，我便成了面带甜美微笑，言谈莺声燕语的陪酒小姐。这家酒楼的12个小姐，除我之外，个个珠光宝气，出手阔绰。她们常常嘲笑我廉价的衣着和化妆品，我忍耐着，坚守着自己陪酒不陪睡的防线，我只想干上两三年，挣够我梦想的那个数目就回家，开一个出售毛线兼毛衣编织为一体的小店。然而，这个目标却遥遥无期。每天晚上，我看着她们跟了形形色色的男人而去，深夜或凌晨才回来，一脸的疲惫，一身的怪味，我好恶心，可当她们哗哗地数钱，兔子一般奔向附近的储蓄所，我表面上装着不在乎，心底却不由自主地羡慕她们。“什么叫差耻？没有钱，一辈子受穷才是羞耻。”一个要好的姐妹恨铁不成钢地开导我。

　　三个月后，酒楼里添了个洗碗工，是个小伙子，叫齐燕平。洗碗，是餐饮业最脏最累的活儿，如果不是为了挣口饭，一般人是不肯